社科网首页|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前位置:首页>>分支学科>>宗教学

【王丽娜】唐代大寺的政治功能探析——以长安荐福寺的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唐代重要大寺往往既富且贵,如西明寺、慈恩寺、青龙寺、大安国寺等都是经朝廷批准,具有“贵族”或者皇家功德寺的性质。1它们大多占地广阔、规模宏大、风景秀美、高僧云集,在长安佛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大寺在当时主要是佛教学术研究中心,从事佛典翻译和研究工作。同时,它们也为朝廷提供宗教服务,例如举行斋僧行香,举办各种法事、斋会和祈雨等。此外,这些大寺里还会进行国家对外签订和约、驻扎军队、接待来朝使者等活动。2这些活动带有浓厚的祈祷、礼仪性质。大寺通过这些活动执行国家政权所赋予它的政治功能。3唐中宗时,荐福寺独领风骚,实际成为整个长安乃至唐帝国的佛教中心,是全国最重要的佛寺之一。4

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已经持续对唐代皇家功德寺给予关注和研究,仅将与本文密切相关的部分成果略作举隅。日本著名学者小野胜年的《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分为史料篇和解说篇,辑录了大量唐代长安佛寺的情况,涉及对皇家功德寺的论述。5聂顺新的《唐代佛教官寺制度研究》探讨了作为皇家功德寺的大荐福寺在译经、宗教学术、文化娱乐活动和社会福利活动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活动,及其在宗教信仰、建筑布局方面对日本、高丽等国的巨大影响。雷闻的《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探讨了佛道教活动与唐代国家祭祀的互动关系,如唐代的祈雨活动将国家、宗教、民众紧密结合起来。6申秦雁的《唐代荐福寺》介绍了中晚唐后荐福寺的俗讲、佛牙供养和戏场等文化活动。7梁子的《唐人国忌行香述略》认为,源于佛教礼仪的行香已成为唐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8冉万里的《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研究》讨论了唐代寺院与舍利供养的相关问题。9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唐代荐福寺为中心,探讨唐代大寺对国家政治活动的参与,以期透视身为宗教场所的寺院,如何与政治发生关系,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与皇族事务相关的功能:诞节法会、国忌行香

皇族事务本身就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治问题,故参与皇族事务相关的活动成为唐代大寺的首要政治任务。

荐福寺在中宗朝是最为重要的皇家功德寺,逢皇家子嗣出生,先皇太后忌日等重要事宜,中宗都会去荐福寺祈福,如“二十一日,安乐公主出降武延秀。是月以婕妤上官为昭容。十二月六日,上幸荐福寺”。10从唐玄宗开始,唐代皇帝在诞辰日会举行行香活动。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玄宗明确要求在开元寺祝寿。11唐懿宗的降诞日,“宴慈恩寺”。12而在这些行香法会活动中,更重要且多见的是国忌行香。

国忌行香是追思先皇、先皇后的仪式,也称国忌斋会。唐代的国忌行香多在荐福寺等大寺举行。“开成六年,正月四日,国忌,奉为先皇帝,敕于荐福寺行香,请一千僧”,这是武宗朝以国忌行香的形式祭祀先皇。宋赵彦卫在探讨宋国忌行香的起源时,引用了《佛遗教经》中的一段经文:“比丘欲食,先烧香叹攒之。安法师行香定坐而讲,所以解秽流芬也,斯乃中夏行香之始。”13根据文献的记载,行香的产生很可能与佛教用香有关。

国忌行香最基本的要求是保持清洁,禁食酒肉,斋僧人,以体现追思之虔信。石晋天福中,窦正固奏:“国忌行香,宰臣跪炉,百官列坐,有失严敬。”今后宰臣跪炉,百官立班,仍饭僧百人,永为定式。13后员外郎李宗讷奏请,宰臣以下行香,禁食酒肉,除了不举乐,还要“不视事,不鞭笞”。14

国忌行香有严格的仪式和程序。15圆仁记载了开元寺国忌日的基本流程:

1.早朝,寺众僧集于寺中,列坐东北西厢里。

2.相公、将军、州府诸司至讲堂。

3.相公、将军等分列入,会于堂中门,就座,礼佛。

4.东西两门列数十位僧,擎莲花等,一僧打磬,敬礼常住三宝。

5.将军取香器,州府取香盏,东西各行。

6.相公东去,同声颂如来妙色身等二行颂,行香毕,返其途。

7.将军向西行香,同东仪式。

8.相公将军共坐本座,擎香行时,香炉双坐。

9.一僧读咒愿毕,唱礼师颂天龙八部等颂。

10.敬礼常住三宝,相公等共礼佛,三四遍唱了。

11.相公将军等至堂后大殿吃饭。僧廊下吃饭。16

根据对行香仪轨的追述和分析,我们大体可推测出国忌行香必备的基本流程:清洁,斋主和宰臣跪炉焚香,百官等人立班,僧人行香,僧人唱赞斋文,应斋和宴乐(少数)。按《唐会要》记载:

(贞元)五年四月,中书门下奏请以六月一日为庆阳节,休假三日,著于式。某天下州府,每年常设降诞节斋,行香后,便令为素食宴乐,惟许饮酒及用脯酿等。京城内,宰臣与百官就诣大寺,共设僧一千人斋,仍望田里借教坊乐官,充行香庆赞。14

今年庆阳节,宜准例,中书、门下等,并于慈恩寺设斋,行香后,以素食合宴,仍别赐钱三百贯文,委度支给付。令京兆府量事陈设,不用追集坊市歌舞。14

贞元五年八月敕:“天下诸上州,并宜国忌日准式行香。”十二年五月诏:“先圣忌辰,才经叙慰,戚里之内,固在肃恭。而乃遽从燕游,饮酒作乐,须有所征。”14

上述国忌日,寺庙的开资由相公等人负责,国忌行香所用物资多是官方提供,“诸寺行香设斋当寺。李德裕宰相及敕使行香,是大唐玄宗皇帝忌日,总用官物设斋,当寺内道场三教谈论”。16除了僧人主持和负责行香的具体流程外,文武百官也是具体的参与者。国忌行香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身份有明确规定,一般由国家、州道府或者皇帝、职位较高的官员亲自组织。《云麓漫钞》记载,唐高宗时薛元超、李义府为太子设斋行香,中宗朝设无遮斋,要求五品以上行香。文宗朝,因宰臣崔蠢奏请“国忌设斋行香,事无经据”,所以国忌行香暂时停止。宣宗朝又再次兴起,下诏京城外以及州道府国忌行香,“至宣宗即位之初,先以列圣忌辰行香既久,合申冥助,用展孝思,其京城及天下州府诸寺观,国忌行香,一切仍旧”。17除了国家层面的国忌行香,根据《资治通鉴·唐懿宗咸通九年》记载,州府也有国忌行香:“勋虽不能用,然国忌犹行香。”

国忌行香确定为全国性的宗教和佛事活动是在唐代,德宗皇帝时明确成为全国性的活动。即使在武宗朝灭佛时,国忌行香也没有被完全废止。国忌行香实际上已成为唐代社会民俗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唐代很多大寺都承担着国忌行香的责任,大荐福寺就是一个重要场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四日国忌。奉为先皇帝,于荐福寺令行香,请一千僧。”18此外,大兴善寺、慈恩寺、崇庆寺也都举行过国忌行香。《新唐书·赵隐传》记载懿宗曾在慈恩寺举行行香。《全唐诗》曾记载,温宪曾题诗崇庆寺,后荣阳公因国忌行香之际见此诗悯然,并力荐他。除了国忌行香外,唐代还有僧忌日、佛教节日行香、迎佛骨行香斋会等各种类型的行香。

通过以上举隅大致可见,行香等活动逐步成为唐代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荐福寺等大型寺院是具体承担者和执行者,客观上担负着唐代国家这项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活动。

二、与国家社会、经济相关的功能:祈雨、为战争祈祷等

古代中国以农业为核心,在重要祭祀与礼仪活动中,祈雨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关注。祈雨与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命运走向密切相关,其内容也被不断充实,形成了一种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祈雨文化。官方祈雨的最早记载是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中国古代祈雨可分为三级,地方官吏主持的祈雨、中央有司组织和主持的祈雨,以及皇帝祈雨。皇帝祈雨一般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旱灾,多是面对名山大川、宗庙社稷郊坛举行,在汉以后,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影响的扩展,佛道教寺庙等也是皇帝祈雨的重要场地。

作为国家祭祀,祈龙求雨兴起于唐代。《神僧传》记载道:

景龙二年,中宗遣使迎师入内道场,尊为国师,寻出居荐福寺,尝独处一室。……一日中宗于内殿,语师曰,京邑无雨已是数月,愿师慈悲解朕忧迫。师将瓶水泛洒,俄顷阴云骤起甘雨大降。19

曾驻锡过荐福寺的不空也擅长祈雨,移居净影寺后奉诏令祈雨。不空祈雨因每每多有灵验而深得帝王倚重。除了荐福寺,西明寺也曾举办过祈雨活动:

法师无畏者……开元四年至长安……馆之西明寺,称为教主,秋旱诏祷雨。20

此外,唐代宗永泰元年曾命资圣寺、西明寺的法师诵经祈雨,唐德宗贞元五年青龙寺也曾聚僧祈雨,众僧在大佛殿祈请七日。21

除了祈雨活动,发生天灾人祸,或遇战事时也会在这些功德寺进行祈祷讲经。例如,代宗朝时每当吐蕃入侵,“必令群僧讲诵仁王经,以攘虏寇,苟幸其退,则横加锡赐”。22“永泰元年吐蕃入寇,就在西明寺和资圣寺讲诵仁王经,祈求佛法保佑以退敌,又两次在兴唐寺与吐蕃签订盟约”。23

通过对唐代寺院祈雨等活动的追述,我们看到这些祝祷活动因其特殊的意义而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高僧名僧是祝祷活动的具体执行者,寺院和僧人的祈福祝祷既为寺院增添了荣光和政治上的庇护,也为执政者带来了稳固政权、安抚人心等统治上的益处。

三、与宗教相关的功能:供养佛舍利

佛陀灭迹后,佛弟子在事相上发展出对佛陀遗体、遗迹的崇拜;在意识上,主要是譬喻、本生、因缘的流出。24在对佛陀遗物的供养和崇拜日渐兴盛中,佛牙舍利的信仰是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影响极为广泛。舍利的安放、迎送、供养都是极有影响力的活动。唐代长安,供养佛牙是寺庙非常重要的宗教活动,一般是各个寺庙轮流供养。荐福寺的佛牙供养最为有名。每年的三月八日至十五日,荐福寺开始供养佛牙,圆仁曾亲眼见过盛况:

二日,共义圆供主等及寺中数僧,开金阁,礼大圣文殊菩萨骑青毛师子圣像,金色颜貌,端严不可比喻。又见灵仙圣人手皮佛像及金铜塔。又见辟支佛牙。25

根据圆仁的记载,荐福寺最迟于会昌初年就出现了佛牙供养:

二月八日,金刚界曼荼罗帧画了。又令章敬寺镜霜于诸寺传阿弥陀净土念佛教。廿三日起首至廿五日,于此资圣寺传念佛教。又巡诸寺,每寺三日,每月巡轮不绝。又大庄严寺开释迦牟尼佛牙供养。从三月八日至十五日,荐福寺开佛牙供养。25

八日,荐福寺开佛牙供养,诣寺随喜供养。街西兴福寺开佛牙会。巡院转帖兴善、青龙、资圣等三寺。25

十一日,诣兴福寺礼佛牙,一宿。25

唐代对佛舍利的信仰也得到帝王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有唐一代先后有高宗、武后、中宗、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僖宗等八位皇帝亲身躬迎,瞻礼膜拜法门寺佛牙舍利,以图国泰民安。26统治者更多是希望通过虔诚礼拜佛骨在政治上达到安抚民心、稳定政局、稳固统治的目的。佛舍利信仰也给佛教僧徒带来了丰厚的供养,扩大了其宗教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拉近了僧人与统治阶层的距离。如荐福寺僧栖白,宣宗朝始为供奉,历三朝,则已至僖宗时,可谓是恩重一时。栖白时常被召入内殿,曹松曾有“还闻穿内去,随驾进新诗”之句。类似栖白这种极具影响力的高僧在有唐一代不乏其人,甚至有的被赐紫或者加官晋爵。

四、余论

“唐代是一个佛教高度发展的时代,中古佛教总是要和王权结合在一起。”27佛教与政治一直保存着各种联系。统治阶层经常视佛教为护法,护国思想绵延在佛教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唐代的国忌行香、祈雨、供养佛舍利等活动一直发挥着为国家祝祈、求福,保佑政权平稳的作用。这些活动客观上为荐福寺、西明寺、慈恩寺等寺院带来了影响力和经济收入。佛教的祝祷活动促进了佛教被统治者接受,有利于佛教的传播。佛教传入后,慧远法师等充分认识到佛教的发展需要依赖统治阶层。唐代佛教除宗教活动外,在政治领域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荐福寺等大寺不仅是宗教场所,更不可避免地要承担一些政治功能。曾驻锡过荐福寺的义净、法藏、栖白、菩提流志等法师基本上扮演着护国法师的作用,虽自身并未卷入政治斗争,但也与政治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姿态。荐福寺僧栖白与当时的文化领袖往来密切,其交往的士大夫群多是高门权贵和众多士大夫。他们对政治的影响潜移默化,但却不可忽视。

注释

1所谓的“皇家功德寺是或新建、或把其他佛寺改额而成、或舍旧宅为寺、或舍皇家离宫为寺。营建这些佛寺,或为国柞祈求福枯,或为亲人祈佑追福,无不表达了营建者或者说檀主造寺以求福报的心态”。该文参考了国内孙昌武、张弓等先生的研究成果,梳理了有唐一代的皇家功德寺。参见陈瑞霞:《唐代皇家功德寺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9~24页。

2聂顺新:《唐代佛教官寺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84页。

3孙昌武:《唐长安佛寺考》,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6页。

4孙英刚:《长安与荆州之间:唐中宗与佛教》,荣新江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126页。

5[日]小野勝年:《中国隋唐長安·寺院史料集成:史料篇》,京都:法藏館,1989年。

6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7申秦雁:《唐代荐福寺》,《文博》1991年第4期。

8梁子:《唐人国忌行香述略》,《佛学研究》2005年。

9冉万里:《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

10(宋)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62页。

11可参见陈瑞霞的《唐代皇家功德寺研究》,第40~42页,皇帝诞辰日行香与皇家功德寺的关系。

12(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75页。

13(5)(宋)赵彦卫撰:《云麓漫钞》,傅根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1、524页。

14(9)(10)(11)(宋)王溥撰:《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26、637、637、524页。

15参见湛如:《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18~319页。

16(12)[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23、117页。

17(宋)王溥撰:《唐会要》,第526~527页。

18[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118页。

19《大正藏》(第50册),《神僧传》卷7,第992页中栏。

20《大正藏》(第49册),第296页上栏。

21参见陈瑞霞:《唐代皇家功德寺研究》,第43页中的相关论述。

22(后晋)刘晌等撰:《旧唐书》卷118《王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417页。

23陈瑞霞:《唐代皇家功德寺研究》,第73页。

24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4页。

25(2)(3)(4)[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125~126、119、125、125页。

26参见王宇:《唐代“佛舍利”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59~60页。

27孙英刚:《长安与荆州之间:唐中宗与佛教》,荣新江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第144页。

(原载《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9年第4期

哲学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