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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读物

【张宝明】一九一九:在“学说”与“主义”之间

回眸一九一九,渐入佳境的《新青年》杂志在为自己主导的白话文胜券在握而踌躇满志的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风险。这从年初那篇《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已经初见端倪。不过,这一年也可谓创举多多。撇开标点、横排、公历、“她”字问题等等不一而足的“石破”之举,单以六卷五号上以马克思为主角的专题性文字就是一挂响炮。也正是这个原因,这一思想史上的精神事件备受关注,每每成为学术界甚至教科书的焦点。学界的例子兹不赘言,以近来审阅到的历史教科书而言,至少普通高中历史的几个版本无一例外地曾将这一带有倾向性的专题文字称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人民教育出版社二○一七年版,74页)。尽管这一历史细部看来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节,但对中学生史学素质的培养来说也不可小觑。

对历史一些小细节的较真,可以从积习或说史家的职业操守上去理解。否则误会在所难免。回到本题,“马克思研究号”出自“轮值编辑”李大钊之手,倾向性、专题性非常明显。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新青年》推出一系列专号,但与这一号不同的是:前几期属于预告、预约过的“预谋性”专题。诸如“易卜生专号”“劳动节专号”“女子问题专号”“俄罗斯研究专号”等。而“马克思研究号”虽然不能说没有预谋,但这一个人“喜欢”和偏好下的组稿至少没有“主义”,因此笔者倾向称之为个人化、自发性的专题,同仁性似乎弱了不少。尽管李大钊曾将这一号与其他号相提并论,并自命“马克思研究号”(《再论问题与主义》,载《每周评论》第35号),但这一号(“马克思研究”)毕竟与此后几号(“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可同日而语。这从与一九二二年九卷六号的专题性比较上也可以得以佐证。不过,那时的“同仁”性正在逐渐蜕变成“同志”性而已。

这样说,是为了能更好地回到现场,将历史讲清楚。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的六卷五号《新青年》是这样编排的:前三篇是《马克思学说》《马克思学说的批评》《俄国革命之哲学基础》(下);接下来的便是常规性的文学作品与理论,它们分别是鲁迅的《药》、若干白话诗以及胡适的《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再就是《马克思研究》《马克思传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和《巴枯宁传略》《老子的政治哲学》;最后是五篇“随感录”。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这个篇目背后的盘算:小说、诗歌、理论以及随感都是杂志按照固有的常规套路出牌。除去这些,较为抢眼的应该是那些以马克思为题头的文章编排。细说起来,周作人翻译的《俄国革命之哲学基础》这篇译文不过是胡适编辑的四号文字的延续,高一涵的《老子的政治哲学》则是较为纯粹的学术研究,加之《巴枯宁传略》(是不是有针对性的约稿我们不得而知),即使是带有倾向性的约稿,我们感觉到的还是学术研究的指数较强。如果说以上文章只是以马克思学说为主题的“配菜”,那么具体到这个具有倾向性、专题性的“研究”又是一番怎样的情形呢?

首先让我们打开这些以“马克思”打头的文字看个究竟。首篇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以介绍和批评的方式方法铺就了研究(学说)的底色。在对马克思的生平、学说之学术史以及主要论断做出意义介绍之后,作者以“研究”的心态评说道:“‘唯物史观’是一种极有用的史学方法,是一种空前的社会哲学。”其“意义”“应用”“批评”之态度都显示一种学术评论的腔调:“马克思的学说虽然包含许多的错误,它在历史上的大意义却是终古不能磨灭的。……但是马克思学说的严酷的格式,始终没有经科学的赞许。他对于现代经济消极的批评与精神解剖固然是非常可贵,但是他的积极的抽象的构造与褊狭的推测,却是不与事实真象相符。”这里不但有“空前的社会哲学”之“大意义”的认同,也有诸如“错误”“褊狭”“误谬”等的批评;既有“一种科学历史的历史观察法”(“唯物历史观”)的高度评价,也有诸如“没有经科学界赞许”(“赢余价值论”)的犹疑。就“马克思价值论里所用的论理很属勉强,并且有根本矛盾的地方”一语来看,这是带有十足学究味的学术研究,离日后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相去甚远。

接踵而至的凌霜撰写的《马克思学说批评》更是一脉相承。标题开门见山,一是以“批评”二字挂帅;二是破题开宗明义:“把马氏学说的缺点和他的好处写出来”;三是结论更是一语道破天机:“马氏的学说,在今日科学界上,占重要的位置。我这种批评,究竟对不对,我可不敢武断。今更引马氏致友人书数语做这篇的结论。他说:‘误谬决不学那些空论家,想以自己的主义征服世界。说道这就是真理,跪下来吧!’我们由世界自己的原理中,抽出新的原理来,我们不叫人:‘你的奋斗是不好的,你离了他罢。你听我的话,跟着我来战斗就够了。我们不过说明奋斗的真目的,就是他不赞成,也要自己找出一个必要达到的目的来。’作者很愿传播新思想新学说的人,都有这种态度。”这是一种自我判断与自由选择的态度:讲求研究“学说”而非膜拜“主义”,追求冷静的理性与客观的真理。《新青年》同仁的这一“真理愈辩愈明”的圭臬直到一九二○年中尚有延续:一篇讨论欧洲另一位马氏学说的文章道出了“研究问题”与“谈论主义”者的初衷:“我向来有两种信念:一是相信进化无期,古往今来只有在一时代是补偏救弊的贤哲,时间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也没有‘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一是相信在复杂的人类社会,只有一方面的真理,对于社会各有一种救济学说,空间上没有包医百病的良方。我对于马尔塞斯底人口论,就是这种见解;不但马尔塞斯人口论是这样,就是近代别的著名学说,像达尔文自然淘汰说,弥尔自由论,布鲁东私有财产论,马克斯唯史观,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也都是这样。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决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事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在鼓吹一种理想实际行动的时候,这种妄想、迷信自然很有力量价值;但是在我们学术思想进步上,在我们讨论社会问题上却有很大的障碍。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愚见,是由种种事实上所得一种归纳的论断,并且想用这种论断演绎到评判各种学说,研究各种问题的态度上去。”(陈独秀:《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载《新青年》七卷四号)从主编陈独秀这个所谓的“愚见”中,读者能看到的只是学人的气质:往积极上是儒雅,往消极里说则迂腐。进一步说,这里《新青年》成为机关刊物还有一段历史的路。

往下说,跳过文学作品,另外几篇以马克思为主题的文字跃然纸上。相对集中的“马克思研究”板块分别采用了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渊泉的《马克思的奋斗生涯》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细读这三篇文章,有这么几个需要加以注意的特点:一是虽然阵地集中,但是三篇专论都是属于转摘性文字,第一篇录自《新中国》,渊泉的两篇同是录自《晨报》;二是目录和正文的排序出现了编辑错误,从目录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马克思的奋斗生涯》之前,但实际内容来了个颠倒;三是打头的陈启修那篇文章,原题为《女子贞操的金钱价值》,本来只是个人“兴味”驱使下“拿来用唯物的历史观研究研究”社会上的“重要的几种现象”的一种自发学术行为,却被编者改头换面,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面世。由此,我们也可蠡测出当年编者的基本意图以及根本情形:一是《新青年》杂志社不曾做过整体的预谋和设计,如果有,也只是轮流“坐庄”的编辑临时动议,根据个人的喜好而动议的一期似是而非的专号;二是从文章之录选而非编辑部同仁的亲力亲为来看,尚未达到深层次意识上的系统论述。这从其“研究研究”之文字就不难窥见一斑:多是一个视角的管见、一种方法论上的尝试、一种个人学说的简介;三是从译名的“马尔克司”“马克思”等的各“司”其名,从概念的“唯物史观”“经济史观”的不一而足,从文字虽号称“研究”但也只是日文(河上肇)或俄文翻译等层面来看,当时的专号还流于浅显、表层和概念意义上的寻绎。这从下文《马克思传略》也可以看出个究竟:“主义”之前的预研、预设还有一段不小的预演时段。

值得一提的是接下来《新青年》杂志的两篇原创: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和编者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里所谓的“原创”,意思是说首发。如果说前一篇了无新意,属于和前文《马克思奋斗生涯》大同小异的生平简介之文字,那么李大钊亲力亲为之“观”可以算作是比较系统、大有起色的“主义”之开山之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同是马克思的简介,也不可一概而论。就刘秉麟的介绍看,文字的感情因素已经无法“春秋”,在明知“关于马克思死后之评论意见颇不一致”的背景下,却明白无误地以诸如“马克思家庭之乐最圆满”“谈理太深”“研究社会主义之最好之资料”“纽约追悼会为最盛”等“最”“太”的字眼已经将倾向性暴露无遗了。尤其是李大钊的“主义观”尽管作者自谦甚多,但这一“稍加整理”已经算是时代条件下“马克思研究号”头彩了:可以说是“学说”向“主义”过渡的一个重要枢纽或说中介。

作者加编者的李大钊在开篇将“马克思的学说”说成是“卷帙浩繁、学理深晦”的学术理论。第一部分的五百余字有三处以“学说”名之,而以“马克思主义”相称的则有六处。关键在于,称“学说”处多以生怕不得要领、生硬僭越而忐忑,而一旦论及“马克思主义”则以“风靡世界”的“正宗”主义相承诺,而且尽管世人多“误解”,本人也要冒着“知能谫陋”的危险来做这“不是绝无裨益的事”,这个“事”就是“正确的解释”。在这篇“学说”与“主义”杂陈,“研究”与“偏好”并立的文字中,为“马克思的学说”尤其是“主义”辩护则是作者不二的情怀。在“新青年派”杂志同人中,胡适对李大钊的这个偏爱和喜好早有觉察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抵制”措施。与当年刚刚加盟《新青年》时和陈独秀针锋相对的“不谈政治”没有什么区别,正是胡适的“联合抵抗”以及陈李(后来的“南陈北李”)的“免生闲气”,才有了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那本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每周评论》创刊。这在后来陈李“跑马”离京,胡适“占地”为主时得以真相大白:胡适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日接管《每周评论》后发表在上面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已经将底牌亮出,而李大钊在回应中公然申明:“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我总觉得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再论问题与主义》,载《每周评论》第三十五号)在李大钊,这个“布尔什维主义”的“布尔”就是不二的代名词,是唯一的选择;在胡适这里,马克思、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不过众多学说之一。两个人所谓的“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还是“根本解决”孰先孰后的问题,看似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两难问题,充满着吊诡和尴尬,但是归根结底却是一个思想史上在“学说”与“主义”之间二选一的选择命题。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随着《新青年》色彩不断染浓,尤其是成为中共机关刊物后,胡适等自然会在兴味索然的不合作中淡出视线。与此同时,“主义”自然也就成为唯一的选择。

必须看到,-ism是英文中一个很常见的词缀,汉语通常将其译为“主义”,用以指称意识形态或价值信念。其实,在很多时候,这个词缀多指“学说”或“理论”,是一种关于知识形成的学说,译成“论”“论者”更为妥帖。两种-ism的根本区别还在于,作为主义的-ism关涉价值判断,而作为学说的-ism则与事实判断相关。一旦作为学说的-ism被理解成作为价值信念的-ism甚至被千人一面地译成“主义”时,事实判断就会换算成为价值判断,主义皮实、学说腼腆,于是教条和偏见便应运而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非常有必要对主义与学说做出明晰的判别,以免走进误区和偏见的泥淖,甚至还会给一种学说带来污名化的严重后果。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正如李大钊所预言的“主义”有可能面临着被概念化、“招牌”化甚至会“冒牌”那样,我们不能因噎废食。相反,更应该看到,一旦一个学说“不为人读”就会“渐渐磨灭”,因此要使其拥有价值,就必须有充分的“正义的宣传”。唯有如此,我们“认定的主义”才能不胫而走、生根开花。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笔者才在马克思“学说”何时在中国成为“主义”较上了真。毕竟,我们已经领略到了两者之间的异化给学术界带来的严重后果:学说往往会在主义的强势挂帅下否定自我乃至消失殆尽。

如上所述,李大钊自述《新青年》六卷五号是“马克思研究(专)号”。我们姑且可以认同这一说法,因为如同笔者一再强调的—尽管这一号不是共谋,充其量只是李大钊一个人的担当和作为,但是毋庸讳言的是,个人在某个历史时段的兴趣与选择也能发挥石破天惊的作用。它如同捆绑式炸弹,也好像是握紧的拳头,或者说是一个“过激主义”的集结号,一经抛出便起到了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披荆斩棘的效果。然而,意义归意义、作用归作用,严格意义上,这只能说是一个人的专号。

我知道,对这样的演绎,胡适们是一再抵抗的:从“不谈政治”的契约,到《每周评论》另立门户的妥协,再到“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刺刀见红,再到不参与写稿的软暴力“抵制”,一路走来,《新青年》就这样在为“特别色彩”的染浓与淡化上做着“有谓”的纷争。一九二○年前后,《新青年》很快回到了初创期的尴尬局面:供血不足。等米下锅的南下同人将催稿当成了头等大事。在这一背景下,一贯激进、任性的陈独秀还是退避三舍,做了一些必要的让步:负责《新青年》的陈望道在“将令”下尽量将原班人马诸如“周氏兄弟”的稿件作为标志性作品予以推出。这样做,意在落实主编陈独秀定夺的调子:“稍改内容”,“趋重于文学哲学”,力争“北京同人多做文章”。有两个细节可以佐证作为杂志主心骨陈独秀的虚与委蛇:一是在《谈政治》一文中所说的心中底牌早在一九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南洋公学的演讲中就披露过了,但当时并没有发表在《新青年》上,而是以《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为题付梓于《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上,而在同人刊物上公开声明则是三个月之后。这多少说明为了“团结”,陈独秀还是有所顾忌、顾大局的;二是《新青年》杂志社成立之前,陈独秀就有了对东拉西扯之“百衲”杂志的严厉批评,他给杂志的定位亦可视为不折不扣的夫子自道:“凡是一种杂志,必须是一个人一团体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才有发行的必要。”(《随感录·新出版物》,载《新青年》七卷二号)

历史地看,一方面是在大局意识下进行着扶大厦于将倾的努力,另一方面忍不住地关怀着自己的“主义”。尽管陈独秀顾及了同人感受,但反对东拉西扯的初衷却不断占据上风。一九二○年九月之后,那种“迫不及待”式的“喊话”与“鼓动”每每出现:“本来没有推之万世而皆准的真理,学说之所以可贵,不过为他能够救济一社会一时代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这一随感并不是随随便便有感而发,而是实实在在为马格斯(马克思)站台和张目。此后陈独秀依然提及“学说”,但强调的是“学说”的实用性而非学术性:“学说重在需要,装饰品重在时新。”这一根据“需要”的论道,已经将马克思主义“实际研究”与“实际活动”这两大道统说成“都是中国人所最缺乏的”精神资源。

需要指出的是,正是由于胡适的抵抗和陈独秀的顾忌,《新青年》在南北形成了同人共存的局面。尽管这一局面是一种无可奈何情境下的“僵局”,北方同人身处边缘、鞭长莫及,但毕竟还是在并立着、掣肘着。我们看到的八卷以后的诸如俄罗斯研究、社会主义讨论、共产主义宣传等虽然一浪高过一浪,但是胡适们的余光已经成为“回光”,由此才有了《新青年》于一九二二年七月一日的寿终。至于时隔不久问世的《新青年》季刊,那才算是陈独秀的初心和归宿,也才是我们后来说的实至名归的机关刊物。

如果再多说一句话,无非是说,所有学说尤其是被一个时代高举的“学说”时时都面临着“选择正确”(与否)的命题。对于思想史上的重要节点,我们在今天有必要历史地审视之,以免我们的心灵被偏见占据(这一点是人类无可避免的)。对《新青年》在“学说”与“主义”之间的重读,告诉我们一个信息:作为月刊的《新青年》,一直保持着一份同人的清醒和坚守。无论在政治立场与思想观念上有怎样的出入,胡适的名字还能照样赫然入目地出现在最后一期《新青年》上就是最好的注解。直到季刊之前,即使是作为“主撰”(总编)、发行人(法人)的陈独秀也不曾有那诤友胡适所批评的一刀切式的“目的热”和“方法盲”。恰恰相反,“马克思学说”只是一种一家之言式的“科学的”学说,而非后来我们熟知的“主义”。学说成为“主义”需要很多条件,而且需要慎之又慎;在一九一九年这样重要的思想史时间,“学说”显然还不具有后来“主义”的种种特征。对思想史上这样重要的时间节点进行细节辨析与较真,会让我们更加贴近思想史真实,更容易看清“来时的路”。

(原载《读书2019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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