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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洪钟】马克思与卢梭:从启蒙到异化

一、启蒙运动开启了世界现代化的历史

法国启蒙运动早已成为过去,然而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的痕迹却深刻如新。而那曾经使成千上万的法国人民热血沸腾的启蒙思想,至今还在哺育着现代文明。对于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人们褒贬不一,但无论是谁也无法否认它在人类历史上的解放作用。在思想上,启蒙思想以一种绝对的自信反对一切现存的观念和思想,摧毁一切固定的东西。从封建专制、宗教神学到形而上学,全成了启蒙思想批判的对象。“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儿、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的、旗帜鲜明的斗争。”[1]327这种反对一切权威,要求价值重建的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兴起而要求打破一切封建束缚的心理。另一方面,这也是思想理性自身发展的结果。达朗贝尔在概括启蒙时代精神时谈到,这一时代感到自身中活跃着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理性”。“18世纪浸染着一种关于理性的统一性和不变性的信仰。”[2]4一切思想观念、宗教信条、道德信念和政治制度都是可变的,唯有理性是永恒的。因此启蒙思想以理性为武器,向以往一切固定的东西发起了挑战。它要求打破以往的一切价值,然后在理性基础上加以重建。启蒙思想不满足于形而上学的抽象演绎思维方法,加之以分析还原和理性重建的方法。启蒙思想反对从原理、原则、公理演绎出现象和事实,而主张从现象和事实上升到原理和原则。这实际上推动了西方思想世俗化的过程,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黑格尔认为,在启蒙思想中,“值得佩服的是那种反对现状、反对信仰、反对数千年来的一切权威势力的惊人魄力”[3]219。而这种魄力的来源就是对理性真理的确信。而且虽然黑格尔认为启蒙思想的本质是否定性,启蒙思想也重视在理性基础上重建具有肯定性的价值。所以启蒙思想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宗教神学,反对以往束缚人的思想权威,其目的是要追求人的自由、人的解放,追求适合人生活的理想社会。正如恩格斯说:从启蒙思想中,“我们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认为,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4]526。启蒙思想代表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启蒙运动不仅仅为法国革命作了思想准备,从世界历史上看,启蒙运动实际上开启了人类由近代走向现代的现代化过程。

二、卢梭对启蒙运动的贡献

卢梭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既是启蒙思想的产物,又是启蒙思想的代表。和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卢梭激烈地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形而上学,主张改造现存的使人异化的社会,并把异化的根源归结为封建社会中的私有财产不平等。在法国启蒙思想家中,他以思想激进、语言犀利而著称。然而由于他出身平民,一生历尽坎坷,使他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又与其他启蒙思想家有分歧。卢梭生活在社会底层,他深刻了解下层人民的疾苦。因而其思想立场始终站在穷人这一边。所以他批判旧的封建社会的方法是对准整个封建贵族社会的。他的著作抒发的是平民对不平等社会的愤愤不平的烈火。他在分析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时,几乎把文明社会的一切都视为罪恶。这是卢梭以一个平民的眼光看待法国文明社会的结果。科学和艺术是有钱人的奢侈。一切文明社会的享受只是富人的专利。因此卢梭对这一切发起了攻击。所以卢梭与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分歧除了他的平民立场之外,就是他对启蒙运动的基础之一———理性信仰的怀疑。卢梭不是非理性主义者,虽然他强调情感、良心等非理性的因素。然而当他认为科学知识也会导致道德风气变坏时,实质上是攻击了启蒙运动的根基。科学知识是理性的代表。科学和民主是启蒙运动的两面大旗。因此卢梭遭到了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反驳。

此外,卢梭在批判社会不平等时,把自由平等状态归结为同社会状态相对立的自然状态,把整个社会生活视为罪恶,这实际上攻击了社会生活的价值,在其他启蒙思想家看来,启蒙的目的就是要用人道代替神道,用人的世俗生活代替宗教的精神生活。因此他们“最终把卢梭看成是入侵者,看成这样一个思想家:他们虽然感觉到这个思想家的超凡的力量,但他们却认为必须否定他,否则就会牺牲他们的哲学观点的清晰性和稳定性”[2]260。其实,卡西勒认为卢梭和18世纪的整个思想运动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卢梭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处于这样的地位:他既是启蒙运动的主将,同时又被他人视为异己。然而也正是他的被同人视为异己的地方,显示了他超越历史的敏感。

卢梭对启蒙运动的贡献,除了他对社会契约论的创新之外,更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人民主权学说。权力属于人民的主张在其他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也偶有所见,但把这一观点与社会契约论相联系从而使其系统化的只有卢梭。卢梭认为,人民永远是主权者,主权既不可转让、不可代表,也不可分割,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建立在人民自由订立的社会契约基础之上,其最高权力即主权属于人民。人民主权是公意的运用,公意是人民主权的体现。公意永远是正确的。国家的任务就是执行公意。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官员只是人民的办事员,人民有权选举、撤换他们。立法权永远是属于人民的,未经人民批准的法律是无效的。政府一旦篡夺了人民的主权,人民有权起来推翻它。卢梭的人民主权强调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对封建专制和封建特权的有力批判,是对君权的彻底否定,这对当时法国社会有着巨大的革命作用。而且,卢梭人民主权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法国国界,在其他各国的人民运动中引起了深远的反响。他本人也被称为“现代民主制精神之父”[5]8

卢梭的整个政治哲学可以概括为异化思想。卢梭从先验的自然人、自然状态出发,把整个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归结为偏离人的自然本性的异化,并把社会在社会契约基础上的理性重建看成对异化的克服。虽然卢梭没有给异化概念以确切的定义,但他却从许多方面分析了社会中的异化。首先,他从人的角度讨论异化。他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中是自由平等的,是淳朴的。随着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人的自然的本性丧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邪恶。人与人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倾轧,每天都造成成功和灾祸。卢梭也知道,自然状态是恢复不了的,人类无法离开使其异化的社会,那唯一的方法就只有通过教育、通过道德救赎、通过信教来唤醒人性中沉睡的向善的本性。因此成为一个道德的人就是他的克服人的异化的唯一途径。其次,卢梭用经济异化来解释人的异化的原因。卢梭虽然在他的理论中总想用人的先验的本性来解释人的异化的根源。如他认为人的自我完善化能力是自然人身上的否定因素,一旦偶然因素出现,人就会不可救药地脱离自然状态进入异化的社会状态。然而在他描述这种过程时,却猜测到了农业生产可能带来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又会促进人的异化,成为人类一切灾难之源。他猜测到了劳动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认为自然人总有一天会发展到不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不劳动就会灭亡的地步。同时也看到了私有制在历史中的积极作用。卢梭认为,没有私有制就不可能有农业劳动。同时卢梭也看到了人们劳动的成果在私有制下成了人类不平等的根源,这种现象就是劳动的异化。卢梭试图从经济上去探求人的异化根源是和马克思接近的。但是卢梭把私有制看成社会的基础,看不到扬弃私有制和劳动异化的希望,只能提出平均主义的方法来克服经济异化,其结果是南辕北辙。第三,卢梭也从政治上分析过异化。首先他认为以往国家的建立本身就是政治异化的现象。卢梭认为,以前国家是建立在富人对穷人的欺骗基础之上的,穷人在富人的欺骗下转让出自己的权利形成国家。穷人转让的初衷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然而结果是国家成了富人巧取豪夺的工具,成了压迫穷人的枷锁。穷人自己转让出去的权利成了异己的压迫自己的力量。对于这种异化,卢梭提出废除不合法的专制政府,在人人自愿的基础上重订社会契约。此外,卢梭还认为任何政治体制自身都有促使自己发生异化,走向灭亡的因素。总之,卢梭的异化理论几乎包含着卢梭所有的政治哲学思想。

三、启蒙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

马克思十分重视而且深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马克思从小生长在深受法国革命影响的德国莱茵省。他的父亲享利·马克思崇尚启蒙思想,能够背诵伏尔泰和卢梭的作品。马克思的中学时期处在洋溢着启蒙精神的特利尔中学。在大学期间,他又通过康德、费希尔、黑格尔间接地接触了启蒙思想。在《莱茵报》被查封后,马克思“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在移居克罗茨那赫的短短的五个月里(1843年5月至10月),读了许多书,写下了五大本摘录笔记。其中主要是关于法国大革命、卢梭和孟德斯鸠的著作的摘录。马克思以后在许多重要著作(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多次运用过这些笔记。可以肯定地说对启蒙思想的研究和继承,对于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以异化理论为主线,很容易看出卢梭思想通过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思想的联系。马克思早期思想中有着丰富的异化理论。在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论之前,他主要以异化理论作为他的社会批判武器。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通过劳动创造出的物质财富,却未能造福自己,反而成了奴役自己的异化力量,这就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就像费尔巴哈所说的宗教异化一样。而货币就是人的劳动产品的异化。“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个异化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1]52与卢梭不同的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的异化主体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社会中的人,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克思没有从精神上去寻找异化的原因,而是从现实的人的劳动分工,从生产力的发展去寻找异化的原因。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创立了异化劳动理论,从而把对异化的批判建立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上。

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表现为劳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者与他的类存在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分工和异化劳动导致私有制产生,私有制又进一步产生异化。因此要消灭异化必须消灭分工,消灭异化劳动,消灭私有制。如果说卢梭的劳动和私有制的异化是思辨的猜测,那么马克思的有关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异化现论则是来自对现实社会的考察。因此对马克思来说异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扬弃异化也有赖于生产力的大力发展。只有彻底扬弃私有制,进行共产主义革命,才能彻底消灭异化。所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直接通向他的共产主义理论。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首先,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对于马克思早期树立正确的理论方向,形成共产主义思想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马克思早期主要以异化理论为武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本质异化的事实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的矛盾,揭示了私有制是人的异化根源,指出了作为人性的彻底丧失的阶级———无产阶级自身是扬弃异化的物质力量,并得出了通过共产主义扬弃私有财产,人才能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的结论。因此在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论和历史唯物论之前,异化理论是马克思用来批判资本主义和论证共产主义的有力工具。其次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促进了剩余价值论的创立。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从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首批重要成果。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把人的异化、经济异化、政治异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异化全部联系到异化劳动这一核心上,从而得出异化劳动是一切异化的根源。而异化劳动理论的进一步深入,为剩余价值论的建立铺平了道路。再次,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他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础。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本身包含了唯物史观的许多因素。例如,马克思的经济异化的概念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马克思从这个经济事实出发来考察社会政治、思想、宗教、文化方面的异化,这种方法基本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而且,马克思认为异化是一个历史概念,有着自己产生、发展到消失的过程。异化的力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来自人又反过来控制人。而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个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交往产生出的生产力总和也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这里显露出两个事实。第一,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各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表现为与各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其原因是,各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另一方面,这些力量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1]580而且,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马克思在论述劳动异化(经济异化)与政治异化、意识形态异化的关系时,已基本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而且当马克思用异化理论考察历史时,他看到了异化是历史发展中的必然,历史的发展呈现出辨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即从非异化到异化,又从异化到异化的扬弃。当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描述历史时,历史的发展也符合同样的规律。从无阶级的原始公有制社会到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又从私有制、阶级的发展到私有制和阶级的消灭。而共产主义既是异化理论得出的结果,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而且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已经萌发了阶级的概念和意识,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对立。最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有着丰富的人道主义思想。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处处展现出马克思对当代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怀和改善人的生存状况的信心。如马克思多次用“不人道”“反人道”“假人道”“非人性”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把共产主义看成人向自己本质的复归。马克思把自己的人道主义称为真正的人道主义、实践的人道主义和积极的人道主义,以示和抽象的人道主义相区别。卢梭的人道主义属于抽象的人道主义,而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实践的人道主义。主要区别是两者的立足点不同。抽象的人道主义立足于抽象的人,而实践的人道主义立足于现实的人。当然,马克思的实践的人道主义是通过对抽象的人道主义的扬弃而产生的。但它和抽象的人道主义又有本质的区别。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之归结为抽象人道主义。在改革开放以前“左”的形势下,人们一见“人道主义”就“谈虎色变”,以致忽视了实践的人道主义与抽象的人道主义的区别,并将前者等同于后者加以排斥,结果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造成了忽视人、敌视人的惨重后果。

四、结束语

通过把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和卢梭的异化思想加以比较,我们既可以发现马克思思想与卢梭思想的联系和区别,又可以找到马克思思想和启蒙思想的内在联系,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发掘马克思的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精神宝藏。这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不无裨益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卡西勒.启蒙哲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德拉-沃尔佩.卢梭与马克思[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原载《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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