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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芙蓉】霸权、话语与政治——论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

当世界被看作话语性的,人的生存被看作政治性的,话语政治理论就出现了。拉克劳、墨菲借助后结构主义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加以改造,将链接的偶然性与话语理论结合在一起,提出了激进民主的社会主义规划。话语政治,是一种后马克思主义霸权。

一链接的偶然性逻辑

链接,亦即连接,首先是指一种去除了本质含义的建立意义的联系。拉克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1977)中,借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对链接进行了论述。在洞穴中被锁链拴着的囚徒头颈不能转动,看不到洞口走过的人和物,只能看到他们被火光映在洞穴后壁的影子,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当看到人影,同时也听到声音的时候,他们把人影和声音联系在一起,认为是人影发出了声音,在人影与声音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柏拉图的本意是要表明这种联系是不真实的、错误的联系,因为当囚徒从洞穴中出来走到阳光底下,就能发现声音是人而不是人影发出来的。但拉克劳想以此表明的是建立意义的最原初的联系。人影与声音之间难道不是存在着一种联系吗?尽管柏拉图把它看作不真实的,黑格尔也许会称之为现象上的;然而真实的联系、本质的联系都不能离开这种最原初的联系。拉克劳认为,这种建立意义的联系,比必然联系更为基本。因为,概念间的关系、概念体系之间的关系并不都是必然的,越具体的说明越是需要在概念间建立更多的意义联系,而无法套用有限的必然联系。1这就像条件与规律之间的关系:只要条件具备,规律就会发生作用,条件是规律发生作用的前提;因而不能反过来,无视规律之外的各种各样的条件,挑选符合规律要求的条件出来运用规律,即强行把规律运用到并不适合的现实中。举例来说,资本主义革命的发生或许是必然的,但它首先发生在英国则是偶然的。规律只是诸多联系中更为稳定、更为抽象的联系,而规律之外的多种多样的条件之间的联系更为基本。进一步说,规律所代表的必然联系不可随意改变,而其他非必然性联系则有变化的可能,也更为普遍。

拉克劳当时对链接的论述并没有完全否定必然联系,而是认为必然与非必然两种联系各有其作用和适用范围。但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他和墨菲所论述的链接在含义上已经发生了变化。这里的链接已经彻底否弃了必然联系,作为一种偶然性逻辑发挥作用。

什么是作为一种偶然性逻辑的链接?当代英国著名文化研究者S.霍尔曾经对此作过富有启发性的解释,他说:“我总是使用‘articulation’一词,不过我不知道人们是否完全理解我赋予该词的意义。在英国,这个词具有细微的双重之意。因为‘articulation’的意思是发声(toutter),说出来(tospeakforth),发音清晰(tobearticulate),它带有用语言表达(languaging)、话语表述(expressing)等方面的意义,但我们也说‘铰链式’卡车:一种车前体(驾驶室)和车后体(拖车)可以但却并不一定连接的卡车。两个构件相互连接,但是要通过一个特殊的联动装置,也可以通过这个装置将构件拆开。所以,‘articulation’是一种链接形式,它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将两种不同的要素统一起来。它是一个关联,但并非总是必然的,确定的,绝对的和本质的。如果你一定要问,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产生或锻造出一种关联?一种话语的所谓‘统一(unity)’实际上就是不同要素的链接。这些要素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再次链接,因为它们没有必然的‘归属’,重要的是,‘统一’是指被链接的话语与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一种关联。”2链接,是一种既可以拆解也可以连接的联系形式。可以拆解,正说明它的连接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确切地说,“正是偶然性颠覆了必然性:偶然性并不是必然性否定的一面,而是改变和阻碍其完满构成的混杂因素”3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对偶然性的呼唤出现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再造的路途之中。卢森堡关于工人运动“自发性”的论述,被拉克劳和墨菲看作对偶然性逻辑的发现。自发性即指政治斗争没有局限于自身的政治规划,并引起、激发了其他运动。这样一种连锁反应,不是事先规划好的,也不具有本质上的联系,而是在面对共同敌人的时候自发产生的。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低潮的时候,伯恩施坦提出利用议会斗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来自经济基础的政治自治形式是伯恩斯坦论点的新鲜之处,事实上在伯恩斯坦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一直被强调,在其中存在着恢复特殊领域政治主动精神的企图”4。政治,正是相对于经济决定的偶然因素,被放在了优先于经济的地位,这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的着眼点,却是拉克劳和墨菲的赞赏之处。卢卡奇、柯尔施等人从阶级意识、总体革命等角度,把革命的重心从经济基础移到上层建筑领域,都被拉克劳和墨菲看作对经济决定论的突破和对偶然性因素的强调。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葛兰西,正如拉克劳和墨菲指出的:“我们由此可以弄清楚划分葛兰西与那一时期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的其他反经济主义立场的界线的关键之处。例如,卢卡奇和柯尔施也都有传统上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但是它们是在把革命主体等同于工人阶级这个阶级还原论观点起作用的范围内考虑这些内容的,以至在连接意义上的领导权完全是不可思议的。”5这就是说,仅仅考虑传统上的偶然性因素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达成一种偶然性链接。

领导权(霸权)自始至终就具有偶然性链接的含义。领导权问题的提出,意味着在革命实践中领导权成为一个问题。列宁之所以提出领导权问题,是因为无产阶级在俄国力量弱小,必须与农民阶级结成联盟,才能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这种政治上的阶级联盟中的领导权,并没有天然的保障。尽管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作为被统治阶级拥有共同的利益,但两者毕竟不具有共同的阶级利益,无法从阶级利益上取得内在的一致。因此,阶级联盟中的无产阶级政治领导权只能被看作革命策略,策略相对于最终目的而言,具有更多偶然的性质。两者的联盟必须通过文化、民族、实际利益的考量等各种手段加以建构。为早期拉克劳所关注的普兰查斯提出的“新小资产阶级论”,以是否从事生产性劳动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标准,把除了直接从事物质生产、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人之外的其他领取工资和薪金的工人,包括从事第三产业流通与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和从事企业管理、科学技术的工作人员等划分到“新小资产阶级”的范围之中。普兰查斯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争夺小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也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正如艾伦·伍德所说,“普兰查斯在总体上关于阶级的定义与其特定的关于‘小资产阶级’的定义,把社会主义策略的聚焦点从形成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转移到构筑以阶级差异和划分为基础的‘人民同盟’上去了”6。显然,“人民同盟”这一统一体的基础不再是阶级的统一性。如此一来,“人民同盟”的同一性又来自何处呢?拉克劳和墨菲写道:“正是从‘政治’到‘知识分子和道德’层面的运动,向超越了‘阶级联盟’的领导权概念的决定性转换形成了。因为,鉴于政治领导权可以建立在联结起来的一致利益上,在其中参与者保持他们自己的身份,道德和知识分子的领导权就需要被大多数参与者分享的全体‘观念’和‘价值’,或者用我们自己的术语来说,某些主体立场横贯了大量的阶层。”5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是,只有在道德和知识分子领导权领域,即政治领导权之外的思想文化阵地,才能有某种主体立场横贯大量的阶层,而不是单一阶层;或者说,才有各种不同参与者分享的全体“观念”和“价值”。链接,是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链接,即是拉克劳和墨菲所谓的话语链接。

链接,作为话语链接,是拉克劳和墨菲的独创。链接,只有在话语中才能形成;链接的偶然性逻辑,就是话语逻辑。话语链接的同一性,就来自话语规则,来自话语性本身。

二话语理论与社会的不可能性

拉克劳和墨菲指出:“我们把任何建立要素之间关系的实践称之为链接,那些要素的同一性被视为链接实践的结果。来自链接实践的结构化总体,我们称之为话语。不同的立场只要在话语之中得以链接,我们可称之为因素,相反,我们称任何没有被话语链接的差别为要素(elements)。”7如何理解作为链接实践的结构化总体的话语?

“(1)任何对象被构造为话语对象,只要对象不是在每一个出现的话语条件之外给定的;(2)通常被叫作语言与社会实践行为方面之间的任何差别,或者是错误的差别,或者应该在意义的社会生产中发现它是以话语总体形式被结构化的区别。”8简而言之,任何对象都是话语对象,语言与社会实践行为的差别也不过是话语结构化形式的差别。整个世界都被话语化了。世界是话语?这看上去是个令人吃惊的结论。然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人类世界是一个意义世界。无论是语言,还是行为,都具有自身的意义;换句话说,意义是通过语言和行为得以建立的。正如拉克劳和墨菲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所引用的,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表明,语言的意义是在使用中才完整呈现出来的,语言与行动密不可分,语言总要体现在效用中。在砌墙的人与递材料的人之间,石块、柱石、板石和石梁按照一定的顺序被递出,并被大声叫出名称,这样一个语言行为中,各种事物的名称及其意义被确定了下来。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它表明了语言本身的物质性,它与行为一起建立意义,它也是一种行为。进一步说,意义在话语或行为中得以表达的时候,也会与其他的话语或行为组成另外的语言游戏,构成新的行为和新的意义。意义同样发挥物质性作用。

这样一种囊括整个世界、包括语言和行为在内的话语理论,自然引起了一种担心,它是否具有唯心主义倾向呢?一切皆为话语,不就是否定了客观世界的存在吗?就此,拉克劳、墨菲辩解说:“每一个客体被构成为话语客体的事实与是否存在外在于思想的世界、或实在论与观念论的对立没有关系。地震或一块砖头的落下是一个确实存在的事件,在眼下出现的意义上,独立于我的意志。但是不管它们是否作为客体的特性按照‘自然现象’形式或者按照‘上帝惩罚的表达’形式被构成,总是依赖话语领域的结构化。”8地震或者掉落一块砖头,当然与“我”的意志无关,但如果“我”说,它是自然现象或者说它是上帝的旨意,它就成为话语中的对象,或者是自然科学话语中的对象,或者是宗教神学的对象。任何一种对象都是话语对象,只要它存在于某种话语结构中。那么,是否不提到它,它就不是话语对象呢?显然不是,因为话语不仅仅是语言,只要在我们行动范围中,在我们存在的这个意义世界中,对象就是一种话语对象。这与物质世界在我之外存在并不矛盾。因为“承认外部世界的存在”与“把它看作意义世界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研究它的意义构成”并不是一回事。换句话说,任何哲学都是一种反观,这种反观必然要求有反观的视角,也就是说,哲学所谈论的任何一种对象都是视角中的对象,也可以说是某一平台上的对象。拉克劳、墨菲称这种视角或平台为话语。在他们的视角中或平台上,没有不在话语中的对象,而对象之间的任何差异,都可以由话语结构的差异来解释。拉克劳和墨菲恰恰是从话语这个意义建构的基本形式出发,来阐发链接这一领导权关系的。链接的偶然性逻辑就是话语的逻辑。

那么,什么是话语的逻辑?用拉克劳和墨菲的话来说,话语的逻辑就是“话语形态特有的连贯性”。他们认为,话语形态的连贯性既不在于要素的逻辑连贯性,也不在于先验主体的先验性,也不是经验的统一,而是接近于“表现福柯在‘分散中的规则性’中所阐明的‘话语形态’概念特点的东西”9。那么,什么是“分散中的规则性”呢?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指出,话语是一种关系,正是在各种要素的相互作用中,话语关系不断地形成也不断地分散开来,特定的空间散布着特定的话语,在这种特定的空间中,特定话语的每一个要素都占据着特定的位置。“分散中的规则性”并不是指在话语分散过程中有什么特定的规则需要遵守,而是恰恰相反,这里的规则性是指这种不遵守任何规则、没有任何前提的散布本身,即“分散本身成为统一原则”9。也就是说,话语的分散本身就是规则。

话语为什么能够分散,能够散布开来呢?也就是说,新的话语为什么能够不断地涌现出来?结构语言学指出,符号是由能够指称的能指(某种声音或形象)与所指(观念实体)两个方面构成,但两者并非一一对应,例如英文“dog”与中文“狗”具有同样的所指。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不具有必然性。那么,能指(符号)是如何获得确切含义的呢?结构语言学把符号看作一套具有内在差异性的价值体系,认为符号的价值是由它的值项在体系中的位置决定的。也就是说,“狗”的含义既取决于它与鸡鸭等同类物的横向关系,也取决于它与家畜、动物、生物等的纵向关系。但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结构主义构成了新的本质主义,如果符号体系是一个能指和所指构成的完整体系,那么,无论能指与所指是否具有必然性关系,它们也只能一一对应,符号也只能具有单一的意义,任何新的关系和新的意义都无从产生,也就无所谓话语的散布了。因此,他们赞成德里达对结构语言学的解构。德里达从词语的歧义性出发,把话语的发生及其变化看作一个没有中心和源头的播撒和延异,认为“无限多的符号替代进行着活动。……在中心或起源缺席的时刻,每件事情都变成了话语……,就是说,中心在其中被表示的体系、起源或超越性所指,从来不是绝对地在差异体系之外到场,超越性能指的缺席无限扩展了意义的领域和游戏”10。也就是说,延异的游戏永远不会终结:或者在一个能指的躯壳中,有新的意义冒出来;或者本来各不相干的能指突然具有了共同的含义。这也就是拉克劳和墨菲把卢森堡所说的工人运动“自发性”称为“所指溢出能指”的原因。如果所指不断地溢出能指,那么一个闭合的符号差异系统就是不可能的。所以说,“符号是对分裂、所指与能指之间不可能缝合所进行的命名”11。而这也是拉克劳和墨菲所谓“社会的不可能性”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一切对象都是话语对象,那么社会也不例外。但拉克劳和墨菲认为,社会并不是一个有效的话语对象。因为社会是一个总体概念,但话语总是一个不能完成的总体。话语是关系,是不断散布的形态,是不断地进行着的延异和播撒。究其根本,因为符号本身的分裂性质,能指符号的漂浮不定,一个总体的符号形态是不可能的。因此,“每个总体不完整的特征必然导致我们放弃分析领域中作为被缝合并且自我规定的总体‘社会’这一前提”11。这种不可能的社会,最直接的表征就是意义的“过剩”。所指不断溢出能指,溢出部分就是“过剩”部分。没有“过剩”,就没有新意义的产生,也就没有新话语的产生,话语也就不会散布开来,话语的逻辑和特征也就消失了,这种死去的话语也就不再是话语。由此可见,意义的“过剩”构成了话语的效用,是构造社会实践的必要领域,拉克劳、墨菲称之为“话语性领域”。“所指溢出能指”,或者说“话语性领域”,表明了社会的不可能性,其实也就是话语形态不可闭合的开放性。从话语的开放性、社会的不可能性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所有事物、所有意义都处于各种各样不间断的话语链接过程中,没有内在的统一和一定会发生作用的必然性规则。因此,规律性意义上的必然性不存在。然而,如果一切都是偶然的,人类社会还有什么存在价值呢?社会的不可能性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社会这个概念呢?

答案是否定的,拉克劳和墨菲决不是要否定社会的存在,他们要批判的是僵死的社会和人为扼杀的社会。社会存在有话语的流动性和过剩领域,并不意味着社会不具有任何稳定性,即便在福柯那里,话语也还是可以暂存的。如若不然,话语形态也就无从谈起了。正如拉克劳和墨菲所说:“意义最终固定的不可能性意味着必须存在局部的固定——否则,差异的流动将是不可能的,甚至为了去区别、去颠覆意义,都必须存在一个意义。”12在话语的差异性和同一性基础上,才能实践领导权的链接,在对抗中践行社会主义激进民主策略。

三对抗与激进民主政治

拉克劳和墨菲指出:“封闭的不可能性(也就是‘社会的不可能性’)到此为止一直被描述为每个宣称自身为差异联系运动的同一性所具有的不稳定性。但是现在我们应当问自己:难道不存在某些‘经验’、某些‘话语形式’,在其中被表明的不再是‘先验所指’的连续拖延,而是这一拖延的毫无价值、任何稳定差别以及由此而来的客观性最终是不可能的?答案是存在。客观性限度的‘经验’确实具有明确的话语存在形式,它就是对抗。” 12这就是说,相对于从理论上反对形而上学令人窒息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抗则从经验上证明了客观性的限度,是“社会的不可能性”的经验对应物。

对抗既不是对立也不是矛盾。矛盾在理性逻辑中是A与非A的对立关系,在辩证逻辑中则通过扬弃,生成为一个新的统一体。对立则存在于现实中,是A与B的关系,A与B存在差异。属于理性逻辑的矛盾关系,在黑格尔看来也存在于现实中,因为现实是对理性逻辑的实现。对抗与这两种关系都不相同,因为它要表现的是社会的不可能性,既不能贯彻理性逻辑的统一,也无所谓现实或实现。对抗所表现的是一事物不能成为自身,如何使得对方也不能成为自身,即一方的未完成相对于另一方的未完成。可以说,“只要存在着对抗,我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身完整的存在,不过与我对立的力量也同样如此:它的存在是我的非存在的一个象征,而且在此方式中,它充满着防止它变成完全确定的多样化含义。现实的对立是可确定、可定义事物中的一个客观关系,矛盾同样是概念之中可定义的关系,对抗构成每个被展现为局部的、不稳定客观化的客观性的限度”12。拉克劳和墨菲举了一个例子:正因为农民不愿意成为农民,或者说存在着不成为农民的这种可能性(成为农民的不可能性),他们与土地所有者才是对抗的,对抗,也正是让土地所有者不能成为土地所有者。换句话说,相对于对立和矛盾,对抗的前提是“不是什么”,即一种否定性。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在殖民国家中,统治权力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衣着、语言、肤色、习俗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出来。这些差异因为表现的是同一个东西(即统治权力)而可以相互替代。在这一意义上,差异也就不再是差异。那么,衣着、语言、肤色、习俗等方面的具体差异或者说具体内容都无关紧要,被取消了。因为在“被殖民统治”这一点上是同等的,被殖民者在衣着、语言、肤色、习俗等方面的具体内容被否定了,他们已经“不是什么”。也就是说,通过某种等同链条,他们显示了自身所不是的东西。“某种分散的形式,通过同等,废除了所有客体的实证性并且同样为否定性提供了真实存在。”12等同链条,作为否定性对抗,既是霸权实践的前提条件,也是霸权实践的结果。

如前所述,社会就是话语的散布,是一个不闭合的话语形态。在这个大的话语空间中,会有一些小范围的较为密集的话语群,但这些话语群仍然是不闭合的。这些不闭合的话语群之间存在着一些并不明确的边界,这是因为各个话语体系都是不闭合的,所以边界既是不清晰的,也是变动不居的。正是这些变动不居的边界,成为践行话语链接或者说霸权链接的领域。如果一个话语群等同的链条往外延伸,这个话语群的边界往外扩展,那么霸权也就延伸了它的势力范围。就像拉克劳和墨菲所说,等同链条就像是换喻,能够彼此替代的就可以被串上同一个链条,从而扩大霸权链接的范围;而差异性就像是隐喻,倾向于语言的组合关系,涉及各个能指的特定位置关系。霸权实践就是在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关系中展开的,所以说“没有同等和边界,就不可能严格地说到领导权”13。简而言之,对抗中的等同,就是霸权的建立。

这里显然涉及自主性问题:建立霸权的主体是谁?然而提出这一问题又是错误的,因为霸权与主体的建立是在同一个过程中完成的。在话语理论中,没有先验的主体,也没有经验的统一的主体,只有主体的空位;占据了这个位置的人,就具有了这样一个身份而已。由于话语散布的规则,话语只是具有位置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主体也不过是话语散布的结果,是特定话语群中的特定位置。因此,主体不能先于话语实践,不能先于霸权,主体与霸权同样是链接的关系。这就是说,要成为活动的主体,必须参与这个活动,是这个活动本身造成了活动的主体,而不是谁天然就具有主体地位。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工人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先锋队地位也不能够由其作为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来保证,而是依靠工人阶级进行政治规划,把其他民主主体链接到他们所提出的基本要求中来,从而实现霸权来保证的。那么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

按照拉克劳和墨菲所说,那就要努力使得自身成为链接的纽结点。纽结点不同于中心点,它从范围上讲不是社会唯一的中心点,它在时间上只是暂时存在的不稳定的中心点。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中,各个相对稳定的话语群中有各自的等同链条,等同链条上的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成为纽结点。纽结点是等同链条上的纽扣,它缝合了等同链条,也就是说它象征着等同链条的闭合,即等同链条的等同物。换句话说,本来等同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各不相同,都是差异的环节,但如果这些差异的环节同样代表了它们所不是的东西,而链条上的一环声称自己就是它们所不是的东西,那么这个等同链条就可以围绕着这个环节成为一个闭合的链条了;由此这个特殊的环节就成为一个普遍的象征。举例来说,如果工人阶级将自己的政治规划设想为社会主义革命,与此同时,使得女权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同性恋者都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达到他们的基本要求,那么这些社会运动都能够围绕社会革命这个中心团结起来,工人阶级的霸权就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这个符号也就象征了所有的革命诉求。这样一个象征作用的发挥,就建立了霸权。工人阶级霸权的建立,也就是社会主义激进民主革命策略的建立。

霸权,是自主性和等同链条的共同作用。等同原则并不排斥自主性。自主性也就是差异性原则的实现,话语中的每一个要素都是一个自主的要素,占据特定的位置,实施特定的作用力。但这些特殊的位置关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否则关系总体就成了一种单一社会秩序和原则。因此,单纯的差异性不可能存在。与此同时,如果等同的链条无限制地发挥作用,整个社会就会划分成非此即彼的两大领域,这同样是一种单一的社会秩序。因此,单纯的等同也不可能存在,以及对抗也不可能完全实现。社会总是霸权实践的领域:围绕一个不稳定的纽结点,形成等同链条;这个纽结点发挥的是差异性、自主性的作用,等同链条发挥的是等同的作用,两者都是霸权实践的结果。

对于工人阶级而言,进行霸权实践,就是做好社会主义革命规划,取得其他社会运动主体的认可;对于其他社会运动主体而言,等同逻辑所表明的正是一种民主,在这个链条上,各种主体的要求是平等的、可以互相替换的。这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成为民主运动的总目标,代表了各种社会民主运动的要求。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拉克劳、墨菲还指出:“在其并不仅仅建立特定利益联盟,而是重塑参加联盟力量的同一性这个范围内,等同总是霸权的,因为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并不注定要以牺牲妇女、移民和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因而,必须在不同的斗争之间建立等同关系,仅仅在这个条件下,反对权力的斗争才是真正民主的,对权利的要求才不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其他附属团体平等权利的尊重基础上”15。这正是拉克劳和墨菲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激进民主策略,亦即后马克思主义霸权。

结语

后马克思主义是明确宣称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思想流派。拉克劳、墨菲曾以post-Marxism和post-Marxism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来表明自己的后马克思主义特征。斜体的post表明重音在post上,表明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本质主义的否弃;而后一种表述重音在Marxism上,表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的继承。那么,没有本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否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呢?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1)马克思主义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只有承认世界的辩证发展,才能彻底地坚持唯物的观点。(2)马克思主义者承认规律的客观性,它也同样承认条件的客观性,条件的存在是客观规律存在的前提。(3)马克思主义坚持条件论,而不是机械的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的条件论与拉克劳所强调的偶然性逻辑在理论层面上具有一致性。(4)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反对本质主义的,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则把这一点彰显了出来。

理论的发展有其内在逻辑,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下的一个反应。正如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就是它的方法,阿尔都塞提出“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观点,“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及它的“社会主义激进民主策略”,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的一个案例。

注释

1 Cf.ErnestoLaclau, PoliticsandIdeologyinMarxistTheory,NLB,1977,p.10.

2 StuartHall,“OnPostmodernismandArticulation:AnInterviewwithStuartHall”,inDavidMorleyandKuan-HsingChen(eds.), StuartHall: CriticalDialogueinCulturalStudies,Routledge,1996,p.141.

3 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刘振怡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第34页。

4 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第32页。

5 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第74页;第72页。

6 EllenMeiksinsWood, TheRetreatfromClass,Verso,1986,p.42.

7 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第114页,参照英文版有改动。

8 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第116—117页;第118页。参照英文版有改动。

9 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第115页;第115页。

10 J.德里达:《写作和差异》,转引自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第124页。

11 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第125页;第122—123页。

12 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第124页;第137页;第141页;第145页。

13 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第154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3页。

15 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第206—207页。

(原载《哲学动态》201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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