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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总论

【王恒】哲学如何成为严格的科学

现象学的创始人埃德蒙德·胡塞尔提出,哲学,而且只有哲学,是一门严格的科学;现象学也不是哲学中的某一学派,它就是哲学本身。正是这种“为哲学正名”的精神,使得胡塞尔在从事哲学时洋溢着非比寻常的神圣性、严肃性和海洋一般宽广的襟怀。他毕生都是一位温和的战士,为了真理和人类未来倾尽全力。今天,让我们重新回到他的理想,回到他开始的地方,用我们自己的光,点燃那最初的一簇簇灵感火花。

真正的哲学需要精神力量作支撑

为了理解“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这一理想,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何谓“科学”?何谓“严格”?哲学又是如何实现“严格的科学”这一理想的?日常意义上的科学,是各门自然科学的总称,是精确的学问,它的核心是可量化性、精确的描述性和预见性,它预设了物质的存在,并且通常要使用数学模型。近代自然科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一系列固定的程式、模型、研究对象和方法,我们学习自然科学,就是要去领会掌握这些,似乎各种既定的东西摆在我们面前,我们需要的仅仅是“学而时习之”,记忆、练习、熟练操作,或开拓出新的方法,或拓展新的领域,基于承继,方得发展。

我们常把工作和娱乐以及我们属人的一面分开,以此来忍受工作的机械性。科学工作者在某一瞬间曾经或即将自问:在科学中,“我自己”在哪里?我作为人,自然而然的好奇心、探索的愿望、基于自由的成就感实现了吗?如果科学只意味着一系列程式化的操作,那么AI岂不是会做得比我更好、更高效、更少错误和偏差?我存在的价值在哪里?或许恰恰就是等着被机器人替代吗?有没有一瞬间,你突然被一种厌倦和虚无感笼罩,你看不到这一切的意义,因为你的生命之流并未被真正注入你所做的工作中?

这些问题可能是令人害怕的,这就是为什么一种真正的哲学总是需要很强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撑。不过,一旦问出了这些问题,你也许就与浮于表面的所谓“科学”拉开了距离,迈出了走向真正的科学和奥秘的第一步。因为,真正的科学就是对奥秘的接近和探索,是仰望苍穹时一瞬间的惊叹和敬畏;科学的真正突破基于灵感,基于自由心性所迸发出的创造力。

当你还是孩子的时候,你是怀有这种惊奇的,尽管也许无法表达,却和奥秘天然地亲近着。大科学家往往是找回了孩子的惊奇感以及与奥秘的关联。牛顿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我只是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他对奥秘充满着敬畏,他知道每发现一条法则,都只是奥秘的一星半点,这些具体的法则指向的只是无穷之奥秘本身,我们所做的只是“偶尔拾到一块美丽的石子而已,至于真理的大海,我还没有发现呢!”爱因斯坦说:“我们所能有的最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情感。谁要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谁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便是模糊不清的。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惧——产生了宗教。”在西方,科学精神和宗教情怀是不冲突的,科学家可以是宗教徒,而且,正是这种谦卑和宗教情怀使得他永恒地进行探索。

“严格”是哲学的本欲

如果科学和哲学同为对奥秘的探索,那么它们的不同又在何处呢?对于科学来说,对象的存在是当然的前提,而研究的方法是学科性的传承结果。但哲学却并非如此,它要去追问,对象是如何浮现的?又为何采用某种特定的方法?不同的科学分支有不同的对象和方法,那么它们又分别是在何种视域下、如何形成的?科学会问:“这件事的法则是什么样的?”而哲学会问:“为什么自然是有法则的,而不是混沌一团?”实际上,只有真正搞清这些“哲学问题”,“知”才会成为真正的、透彻的、绝对自我负责的“知”。层次的差别、思维方式和关切方向的不同,使得哲学成为真正的“严格的科学”,相比之下,科学或许并不那么“严格”了。

“严格”究竟是什么?严格不是精确,它与可测量性无关,也不意味着对于规范的严格遵守。恰恰相反,“严格”意味着对规范的质疑。它不接受任何未经审视的既定前提。什么是规范?为何要遵从规范?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引向规范的真正被理解和再次确立。所以,怀疑精神几乎总是科学的起点和科学实现重大突破的契机。怀疑推动人们对基本前提、基本概念和基本范式进行审视,而基本范式的转化和深化也正是科学的突破之所在;衡量一个哲学家的深刻程度,正是要看他是否触及和撼动那些人们作为背景信念的、最基本的观念。

从古希腊起,“严格”就是哲学的本欲,一直到康德、费希特,都在遵从这个理想。但在黑格尔之后,哲学似乎变成了世界观,某种意义上甚至一直延续至今。胡塞尔反对这种“世界观哲学”,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提出要重新回到柏拉图。

那么,柏拉图思想的核心“理念”究竟是什么?理念不是概念,也不是与物理实体对应的精神实体。理念是法则,是精神的构造性力量本身;理念是灵魂成其自身、显现自身的领域。当我们“发现”某一法则,我们并不只是发现了某个本就客观存在的东西;当我们叫出一样东西的名字,我们也并不只是机械地重复这个概念。在西方精神中,“知”是人与世界相关联的方式,“命名”的意思就是人的灵魂与物的理念关联在了一起,是心性的一次成就,是在精神中人与物的一次相遇和融通,是在共同的神性本源中呼唤彼此的名字。西方科学中对“法则”的预设,源于柏拉图的理念论,因此,对西方思想的误解也常常来自于对柏拉图的理念的不理解。一个通常的误解是“西方重物质,东方重精神”,但是西方的科学并非只是“物质”的、“机械”的,相反,科学正是其精神展开的方式。

反思哲学究竟要做什么

科学和哲学史上最早的概念就是“本原”,泰勒斯说“水是万物的本原”。这最早的概念如此地光华灿烂,使得神话谱系黯然失色,哲学的时代由此开启。巴门尼德的老师克赛诺芬尼讲“一”,他说:“当我仰观宇宙,环顾世界时,我领会到了这就是一,这就是神。”这些最基本的概念恰恰是最难以领会,也是和奥秘最为相关的。“一”代表神性,作为对世界原初意义的理解,就凝结在柏拉图的理念上。从柏拉图进入基督教神学,可以说是思想史上的必然。理解柏拉图也可以理解基督教,源此就不会再认为基督教是所谓非理性的信仰,中世纪也就不是一味的黑暗的、非理性的,相反,基督教的精神也有可能是理性的:这不仅表现在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成型上,也表现在中世纪成就斐然、精细浩繁的逻辑学上,甚至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的产生上。我们可以在这个线索上,领会到柏拉图的理念如何会是西方思想的主线和根基。

这种构成性的、创造性的精神才是人的本质,人不可能被纯粹自然主义地解释,不可能局限于生理学、心理学。如果纯粹的自然主义成立,那么AI就会成为人类的理想,AI取代人类是迟早的事。人之所以不同于AI、不同于动物,就是因为他拥有超越身体的精神,而这精神又赋予了他绝对的个体性,他无法以“类”的方式存在,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人类进化”或“人类堕落”等这些将个体的人消融于“类”的说法和做法,严格说来,都无异于对人本身的消解。可以说,AI的出现是现代科学的辉煌成果,如此辉煌以至于它的弊端已经再也无处藏身,那就是它的机械性。它来源于精神之活力和创造性,却不幸遗忘了这一根据,偏离源头如此之远。AI的辉煌前景恰恰迫使我们反思“人”究竟是什么,“科学”究竟要做什么。

尽管一百多年前尼采就说“重估一切价值”,但正是今日所爆发的空虚感、无意义感乃至精神危机,迫使着我们真正地“重估一切价值”。现代科学技术所蕴含的巨大承诺实现了,但正是它的实现使得人重新面对意义之空洞。当陆地之繁华与葱郁已无法抚慰我们,我们不得不深深地潜入海底,以便重新找到孕育生命的伟大力量。这“海洋”和“孕育生命的力量”并不在我们之外,而恰恰就在我们之内——它就是我们的精神和意识本身。“认识你自己”的希腊神谕再次在人类的耳边响起,只不过这一次人不再作为阳光下的天真孩子,带着生命之初的庄严,而是作为迷失了许久、伤痕累累、疲惫地渴望着家园的旅者。在绝望与希望的狭窄间隙中,我们重新将注意力聚焦于承载一切的、永恒的意识之流,并重新发现意识是如何创造了整个精神世界:从“一”“存在”等辉煌壮丽的原初概念,衍生出所有的概念、逻辑、科学的万花筒。同时我们也重新发现我们所有的偏离和迷途,发现精神是如何心满意足于它自己最初满怀着创造热情造就的大厦,以至于这大厦最终成为精神困顿其中的牢笼。

发现这牢笼,然后打破它,回到最初的创造之源,重新自发地、充满灵感地进行创造——这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也是哲学永恒的任务。

(原载《社会科学报2019年09月05日005学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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